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！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

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方涛(fāngtāo) 通讯员 马磊 浙江自然博物院(bówùyuàn)库房。 一只玻璃瓶，酒精(jiǔjīng)泡(pào)着几颗白色的螺。一张白色布条沉在瓶底，黑色字迹，有拉丁文，还有中文：青岛(qīngdǎo)廿五年七月下旬 董聿茂 先生采。 转过瓶身看标签：纵肋织纹螺(luó)。 这是一件1936年的标本(biāoběn)。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（以下简称自博）工作了(le)28年，马磊第一次(dìyīcì)通过照片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的标本，几分钟后，同事发来一张表格(biǎogé)，文件名：董聿茂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 另两件“日本大鲵”的标签上，标注：抗战。备注：董聿茂(dǒngyùmào)先生(xiānshēng)从日本带回。 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的人(rén)，已经很少(hěnshǎo)了——他的同事，你可能更熟悉：施昕更，良渚遗址发现人。 7月6日是第(dì)6个“杭州良渚(liángzhǔ)日”，明天就是7月7日，88年前的(de)这天，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，同样，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 可以说，没有(méiyǒu)董聿茂的支持，就不会有《良渚(liángzhǔ)》报告的问世，也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，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 但是，在本次采访之前(zhīqián)，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(liǎojiě)，几乎只来自施昕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。 “我进(wǒjìn)馆里(guǎnlǐ)时，董聿茂先生不在了，时间已经不等(děng)我们了。因为你来采访，我去档案室查，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任何资料。”马磊很着急。 今天，我们如何寻找董聿茂(dǒngyùmào)？ 前几天，马磊去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，碰到考古所的朋友，开玩笑：这个(zhègè)过去是我们放“僵尸”的地方(dìfāng)，你们知不知道？ 1998年1月(yuè)6日，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馆在教工路71号开馆(kāiguǎn)，2007年11月8日闭馆，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文化广场(guǎngchǎng)新馆。现在省考古所的“碉堡楼”，就是老自博展厅。一楼恐龙陈列，有毛氏峨眉龙，因为一些恐龙模型很高，还设(háishè)了一个夹层。二楼海洋动物陈列厅，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 教工路“碉堡楼”，过去是自博陈列馆，现在为省考古所(kǎogǔsuǒ) 马磊记得，“碉堡(diāobǎo)楼”每层都挂着(zhe)科学家的油画，请中国美院的学生画的，大概(dàgài)500块钱一幅，有沈括，有杨钟健（古生物学家），有达尔文。 一楼大厅进门右边(yòubiān)靠墙第一幅，挂着董伯伯的油画。 每年大年初一(dàniánchūyī)早上，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(zhànxiàn)上在岗的职工，这件事一直做到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，她看到毛爷爷给(gěi)大家拜完年，还要做一件事，站在董先生的画像前鞠躬祭奠。 她站在边上看着，很感动。那时，对这个油画里(lǐ)的董聿茂，她几乎不了解，只知道，他是老馆长，著名(zhùmíng)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(nàme)敬重？ 毛昭晰后来常常想起那块(kuài)始祖鸟模型。 西湖(xīhú)博物馆，是他童年最喜欢去的地方，那块模型，就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的生物(shēngwù)教材陈列室里。 董伯伯，从小他(tā)就这么叫。 毛昭晰的爸爸毛路真和董聿茂是同事和好友，一个教数学，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，爸爸就带(dài)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，但那时他最感兴趣(gǎnxìngqù)的，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的几只(jǐzhī)猴子。 但他对进化论的最初知识，就来自(láizì)这件陈列室：“董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(shíwù)或模型配合中小学的自然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(zhōngxiǎoxuéshēng)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 毛昭晰出生那年，1929年6月6日，杭州(hángzhōu)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，分(fēn)“八馆二所”，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(bù)、植物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（广西）瑶山部、矿产部及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，当局决定(juédìng)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，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(de)地矿、动植物和工艺等方面的展品，供民众永久参观及研究。 同年11月，西湖博物馆成立，首任馆长陈屺怀，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(gūshān)南麓(nánlù)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之间，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(zhèshì)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。 那年(nànián)，董聿茂正在日本留学。 1928年3月，他获得京都帝国大学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（研究院(yánjiūyuàn)）继续深造，攻读甲壳动物(jiǎqiàodòngwù)学，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(bóshìxuéwèi)。 他原打算(dǎsuàn)继续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，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(míngxiǎn)，旅日中国学人处处受到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，提前(tíqián)回国。 1930年7月，33岁的董聿茂乘(chéng)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(zǔguó)。 受陈屺怀的邀请，他开始担任西湖(xīhú)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技师。 此时的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由历史文化部(wénhuàbù)、自然科学部、总务部和会计室(kuàijìshì)三部一室组成。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，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 但是，自然科学部此前的收藏品，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标本(biāoběn)和一个鲸头骨标本，连一个陈列室都搞(gǎo)不起来，董聿茂决心尽快(jǐnkuài)改变这一状况。 1931年初，他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(tiānmùshān)和(hé)宁波天童采集动、植物标本，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，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，历时近一年。之后，他又(yòu)深入祖国西部青海、西康，那时候交通很不便，却运回牦牛、羚羊等大型(dàxíng)标本，极大(jídà)地丰富了自然类藏品，并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。 儿子董振一，今年92岁，他(tā)记得，爸爸去大西北采集标本，有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，受了伤。他回家，却带(dài)回来(huílái)一只猞猁，活的，把垫着的帆布都撕烂了。 1933年，董聿茂(dǒngyùmào)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仅靠(jǐnkào)馆里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，带着(zhe)馆员开展国际(guójì)间标本交换，以丰富馆藏，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、鸸鹋、大极乐鸟、湾鳄、泥螈、日本大鲵、堪察加拟石蟹等珍贵标本。 1934年(nián)西湖博物馆职员合影，一排C位为董聿茂 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(běipíng)成立，董聿茂先生当选(dāngxuǎn)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，并参加庚子赔款(gēngzipéikuǎn)分配，为西湖博物馆得到(dédào)一些经费，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新式展厅——动物陈列室。他与秉志、寿振黄(shòuzhènhuáng)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，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 西湖(xīhú)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，他每次下乡都(dōu)会有很大的收获，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。 1997年，毛昭晰在《怀念董聿茂教授》中写道，浙江自然博物馆(bówùguǎn)（今浙江自然博物院）的(de)标本(biāoběn)馆里，还保存着六十多年前董伯伯亲手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(lànshā)，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采集不到了。 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档案里(lǐ)，我们看到了三个名字： 地质矿产绘图整理(zhěnglǐ)员施昕更 1936 年，杭州(hángzhōu)古荡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，要建造(jiànzào)杭州第一公墓，动土时出了一些石器，引起(yǐnqǐ)了筹备中的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注意。 经卫聚贤倡导，5月 31 日，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(wúyuè)史地研究会(yánjiūhuì)合作对遗址作了一天的试掘(shìjué)。本来，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(gǔdàng)发掘的原意，是让他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，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，见到古荡已搜集(sōují)的石器后，觉得(juéde)太熟悉了，在他的故乡良渚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，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，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，除了(chúle)石铲之外，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。 董聿茂和(hé)卫聚贤在杭州古荡遗址 11月3日，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(liángzhǔ)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，因农民戽水灌田，池水已干，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。开始(kāishǐ)以(yǐ)为可能是乌甏的碎片，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 “这些东西很古，说不定是一个重大发现，你要好好(hǎohǎo)钻研一下，不懂时(shí)，可以找些资料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 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，得考古(kǎogǔ)报告《城子崖》一书，又参照考古书籍加以(jiāyǐ)研究，才知道这是一种黑陶碎片。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，而(ér)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状况也是如此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他认为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，是一个(yígè)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，准备写(xiě)一个报告。 “考古学虽不同于生物学，但在某些方面(fāngmiàn)有相通之处。”董聿茂鼓励他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，一边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，不要发空泛(kōngfàn)的议论；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，搞清其厚薄变化(biànhuà)。 1984年，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，韦植是(shì)第一任馆长，今年96岁。他说，董聿茂是甲壳类(jiǎqiàolèi)动物专家，但对地质、矿产、植物以至历史(lìshǐ)、考古等工作一视同仁，充分支持。有一次，他去黄岩县征集柑桔标本，半个月前，先生就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的书籍，“到(dào)柑桔场时，我(wǒ)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(hòu)又要我写一篇(yīpiān)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，他具体地给我指导和修改。当时我想出差不过(bùguò)一星期，哪有这等麻烦的事！现在理解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。” 同样，董聿茂对施昕更的(de)新发现非常重视，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《古物(gǔwù)保存法》第八条之规定，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(wěiyuánhuì)，取得采掘执照。 1936年12月1—10日、26—30日，1937年3月8日一20日，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(xīhú)博物馆对棋盘坟(fén)、横圩里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(yízhǐ)进行了试掘，获得大批黑陶(hēitáo)和石器，并且，这期间经调查，发现(fāxiàn)了以良渚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。 这是他28年短暂人生中唯一的田野考古，也(yě)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(kēxué)考古发掘。 1937年4月，施昕更已经写(xiě)完了《良渚》报告，准备在杭州印刷厂(yìnshuāchǎng)付印，后来因为制图版(bǎn)很费周折，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。 7月7日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西湖(xīhú)博物馆为躲避战火，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(hé)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(hòufāng)。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，他对(duì)所有标本的标签作了重新编写，隐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 八·一三事变后，江南局势(júshì)日益紧张，杭州随时有沦陷(lúnxiàn)的危险。董聿茂和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教授一起去找当时(dāngshí)的教育厅长许绍棣，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 许绍棣对这两位学者拒而不见。许多年之后(zhīhòu)，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，依然气愤(qìfèn)。 两位学者只得另谋出路(lìngmóuchūlù)。 陈训慈到处奔走，筹集了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(túshū)馆的图书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(cángshū)抢运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(zìjǐ)的工资拿出来，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 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先向富阳(fùyáng)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，3万余件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(yúháng)农牧公司，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。 而此时，《良渚》报告还在(zài)印刷之中(zhīzhōng)。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，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。 但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。1937年12月24日，杭州沦陷(lúnxiàn)。《良渚》的印刷被迫中断，没有印成，连已经(yǐjīng)制好的图片锌板（印刷用的底版）也无法带(dài)出。他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，但这份报告，绝不能(juébùnéng)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以(yǐ)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，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 施昕更把(bǎ)报告的校样寄存良渚，自己带着一部《良渚》旧稿，赶去(qù)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，和董聿茂他们汇合。 此时，董聿茂带着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、毛树森等馆员把博物馆(bówùguǎn)迁到(dào)了兰溪。一开始，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，经由富阳、兰溪，到了永康(yǒngkāng)只剩5人。 看到稿子完好无损，董聿茂决定再度印刷(yìnshuā)。 但是，战事紧张(jǐnzhāng)，馆里还有5人需要生活，只有两三百块馆费(guǎnfèi)，生活勉强过得下去，但要印书就无法办到了。 董馆长带着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(líshuǐ)的浙江省教育厅，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(wèizhòng)，要求拨款付梓。 秘书长看完稿子，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印刷(yìnshuā)。 此时，陆路已经不通，只能(zhǐnéng)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了，只能去上海。 于是，施昕更(gèng)的好友和同事钟国仪带(yídài)着稿子，绕道温州(wēnzhōu)，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。同时，又委托著名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 此时，施昕更(gèng)的次子建良患病，医治无效夭亡。 国难当头，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中国，个人都难以保全的时刻，一部考古报告(bàogào)，在他们(tāmen)的接力中竟活(jìnghuó)了下来。1938年秋，《良渚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，公之于众。 毛昭晰先生捐赠给(gěi)良渚博物院的《良渚》报告 杭州沦陷期间，钟国仪做完鲸鱼骨骼标本后，拒绝在敌伪馆内工作，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，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，1987年去世(qùshì)。几张抗战内迁老照片(lǎozhàopiān)中的(de)唯一女性，就是(jiùshì)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，2001年去世，现在自博的华南虎标本，就是她参与做的。 1938年春，西湖博物馆在迁徙途中再度被迫缩小编制，施昕更无法(wúfǎ)再留下来，只能解职。他原想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(yánjiūsuǒ)工作(gōngzuò)，但因学历太低，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 1938年五六月间，施昕更投笔从戎，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(kàngrì)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(yīkè)。 “最后，我这样(zhèyàng)冥想着，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，而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(de)时候，在焦土瓦砾中，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，同胞血和泪(xuèhélèi)的遗迹，供世界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(juǎnshǒuyǔ)最后一段，他这样写着，等待再次回到良渚。 1939年5月29日下午，施昕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，年仅 28 岁， 遗有(yíyǒu)一妻一子，子仅(zijǐn) 8 岁，名叫施忆良——回忆(huíyì)良渚。2025年6月6日，施忆良去世，享年94岁。 董聿茂(dǒngyùmào)后来写下《我所知道的施昕更先生》，我们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的过程，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(zài)战火中(zhōng)保存下来细节，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。 马磊没有董振一的(de)联系方式，采访那天(nàtiān)，讲到董伯伯的油画，她突然想到了“阿东”。 1999年，王卫东在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，他(tā)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(dǒngyùmào)的人物形象，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。中国美院(měiyuàn)油画专业毕业的他，后来进入自博工作，现在专攻自然油画。2012年，他出版了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，第一张，便是董聿茂。创作时，他加入了两件(liǎngjiàn)原本合影里没有(méiyǒu)的物品：显微镜和大龙虾。 归来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(diànjīrén)董聿茂 布面(bùmiàn)油彩 2001年 王卫东 绘 大龙虾(dàlóngxiā)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研究对象。他是我国(wǒguó)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(diànjīrén)，1986年，88岁，完成了(le)《东海深海(shēnhǎi)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，发现了大批新记录和新种，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；1989年，91岁，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动物志》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。 恢复研究生制度后，汪宝永是董聿茂招的第一个研究生，毕业后留校(liúxiào)做董先生的助手。那时，董聿茂已经80多岁，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(jiǎqiàodòngwù)学”这门课，几乎每天在显微镜下绘制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，他画(huà)完一张(yīzhāng)实物图，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很多次，反复修改后才定稿，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一个多月甚至(shènzhì)更久。 “你知道那部讲(jiǎng)施昕更的话剧吗？” 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联系方式(liánxìfāngshì)时，他突然问。 “你觉得好不好(hǎobùhǎo)看？我哥哥演的董聿茂。他叫王(wáng)向东，是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 董聿茂家庭合影，以及他各个时期的照片(zhàopiān) 董振一看着王卫东手里的这张照片，那时候他四五岁，全家去了杭州(hángzhōu)(hángzhōu)大华照相馆，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 晚年(wǎnnián)，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、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(píngzi)，几乎成(chéng)了(le)实验室，走也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，还拿着放大镜仔细核查每个标本的特征，“每顿吃饭都得三请四请才肯出来。” 他常想起的，还有另(lìng)一张老照片，爸爸穿着(zhe)长靴，背着猎枪，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，很帅。 很多人回忆里(lǐ)的董伯伯(bóbó)经常说一句话：钱要花在刀口上。韦植说，董伯伯来馆上班，中午自己带饭，常是盐鸭蛋一只，开水一杯，但馆里仪器和设备的添置上，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、照相机(zhàoxiàngjī)都是蔡司、莱卡等名牌，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(háishì)完好的。 “他不是奢侈，而是为了更好地(dì)收集资料，工具一定要最好的。”董振一说(shuō)。 1956 年工资改革时，浙江省教育厅把张宗祥（浙江省图书馆馆长）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。董先生说：“阆公(lánggōng)（张宗祥）是国学(guóxué)大师，他当教育厅长(jiàoyùtīngzhǎng)时我还在中学读书，不可与他并座。”只肯拿二级(èrjí)工资。 故事未(wèi)完，请点击阅读下篇